这种官商勾结行为，直接导致汴京羊肉价格从每斤50文飙升至200文。陈德全因此家累千金，田宅遍畿辅，而普通百姓却"终年不知羊味"。讽刺的是，民间养羊越多，羊肉价格越高，民众生活反而愈发困苦。

李象中案东窗事发后，御厨实际羊肉消耗量骤降至2万头，年节省费用达300万贯。吴悦由此推断，这种内廷监管缺失导致的权力失控现象绝非个案。她打算送仁宗和朝臣们一个大礼包，提前呈献这份揭露宫廷腐败的"大礼"。

《宋刑统》虽有"盗官物者，计赃论罪"之条，但未明确"官物"范畴。此案中，三司主张羊肉属"御膳食材"，大理寺却认定为 "普通物资"，由此引发量刑争议。最终，李象中仅被贬为内侍省黄门，陈德全被罚没家产了事。

这种处理结果，由于仁宗仁政理念要求宽宥近臣，因为仁宗及三司官员皆视御膳食材为皇室私产，认为这不过是家奴盗主的内部事务。

若以大户人家作比：某仆役长期掌管厨房，私扣食材变卖牟利。主人发现后若告官，依律当重判；但若念其服侍多年而心软，便会以"家丑不可外扬"为由，仅罚其三月俸禄了事。这种将国家公器等同于皇室私产的认知，也是北宋中后期吏治败坏的根源之一，比如宋徽宗的花岗岩闹剧。

然而仁宗这种姑息轻判的做法，恰恰暴露出其决策层面的短视。后宫每日因病损耗的羊只占总耗损量的85%。为弥补宫廷羊肉需求缺口，朝廷不得不从陕西高价采购"市羊"，却因采购流程监管缺失，导致和买制度异化为腐败温床。采购官员与地方豪强沆瀣一气，借"和买"之名强征边民羊只，再以数倍价格转售宫廷。

更恶劣的是，为填补高价采购产生的财政窟窿，朝廷又通过"支移""折变"等苛政盘剥百姓：所谓"支移"，即强制边民将粮草运至指定地点，运费自理；"折变"则是将实物税折算为货币税，借市场波动榨取民财。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，加上陕西监牧为扩大养羊规模过度开垦草场，最终导致草场退化，地脉枯竭，沙化日甚的生态灾难。

前两年，陕西遭遇全境大旱，边民饥馑离散，壮者被北人掠卖为奴，郡邑几为空墟。这种越穷越垦，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，使陕西边民陷入双重困境。他们既是抵御西夏的国防屏障，又是财政搜刮的牺牲品。朝廷一面要求他们守土御敌，一面通过高价采购与苛捐杂税榨干民脂民膏，最终酿成"边民苦之，岁输钱帛百万"。

"如今可明白，那些谎称耗损病死的羊只，给陕西边防和边民造成多大的损害了吧。"

听完女儿这一番话，吴父气得满脸通红。

作为亲历陕西大旱的边防将领，他戍守边关时亲眼目睹战马草料奇缺、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困境，更对边民每年缴纳百万贯赋税的苦难感同身受。

宋夏战争（1038-1044年）期间，陕西作为主战场，驻军高达十八万，年需粮草七万余石、草料二十一万余束，贫瘠的黄土高原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重负。表面上看边民能以高价售羊给朝廷，实则被苛捐杂税层层盘剥。他亲眼看到了"壮者为盗，老者饿死"的惨状，也曾在巡边时放过那些百姓让其逃亡西夏或沦为流民。

而为维持边防，朝廷又不得不从内地调运物资，运输成本竟占物资价值的70%以上，形成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的军事经济双重困境，陷入前方吃紧、后方紧吃的恶性循环。

吴悦相信吴父，他虽然重男轻女，有各种毛病，却又是个铮铮铁骨的汉子。因考虑到战致残士兵无法养活自己，愿意给他们工作机会。也能因武器署多发劣质军备，导致士兵战场上无谓伤亡而勃然大怒。正是这种对袍泽的深厚情谊，是她认定能够打动吴父的信心所在。

他或许因为厌恶亲家朱叙而打算袖手旁观，大不了给些银钱让女儿和外孙和离回娘家养着。但是但若想到那些本可幸存的战友，因为有人贪污而枉死沙场，就铁定忍不下这口气。

因为，这不是朝堂上汇报的冰冷的伤亡数字，而是他亲眼见过的惨状。百人伤亡需要二十人抬尸、十余人挖坑，战场清理要持续三日，尸堆高达五尺，腐臭味七日不散。那些在朝堂上唾沫横飞的大员，怎会懂得这些数字背后是整营整队的鲜活生命？

果然，当刘耘娘端着新茶和糕点返回时，只见丈夫已不复先前的漠视。他双目赤红，一拳砸在案几上，震得茶盏叮当乱响："这桩腌臜事，非得闹个天翻地覆不可！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