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瑞如又问：“这诉状系何人所写？你当知，若为代笔，需由代写人署名担保内容属实。”

吴悦正色道：“回大人，正是小女亲自撰写。”

吕瑞如心中暗叹，果然如此，若没有几分才学胆识，这未满八岁的小娘子焉敢带外甥女闯开封府告状？

他接着问道：“你可知在室女不得独自诉讼，须由男性亲属代理方可？”

吴悦自然知晓律例。

朱涴妤作为在室女，其男性亲属中，生父被羁押，幼弟未满周岁。祖父朱叙巴不得用孙女的婚姻换回儿子与御奉凭证，岂会替她出头告状？

至于大姐，朱涴妤的生母，亦无法代女诉讼：若她出面，便等同于直接控诉公婆与他人合谋侵害女儿，此乃“以下犯上”，触犯“十恶”中的“不孝”罪。即便指控属实，依律仍可能判徒二年之刑。唯有当尊长犯下谋反、谋叛、谋大逆等重罪时，亲属告发方可免罪。然而朱叙身为祖父，依礼有权处置孙女婚嫁，并未触及上述重罪。因此吴丽娘面临两难境地：若告状，便是对丈夫见死不救，夫为妻纲，此等行为往重处说便是“恶逆”；若不告，便是放弃女儿

开封府作为京畿司法机构，向来对弱势女性诉讼采取“优先护弱”之策，官员甚至会绕过“代诉”旧制直接审案，严惩加害者以彰显公义。再者，大姐仍需在朱家存续，并非真的和离归家，若请外祖父母出面告状，岂不是将两家亲家的颜面公然踩在脚下？

至于兄长吴夏，他身为石介亲传弟子，作为男子，若卷入此案，其立场天生便比她这不能科考的女子更易招致敌意。朝中保守派若借此发难，将他关入牢中折磨，岂不是要熬坏身子？这是她娘首先都不同意的。

她一个幼辈女子出面，反而能让各方留些转圜余地。一个未满八岁的小娘子，谁敢轻易关押？即便有年长的保守派大臣因与她师父不和而欲加刁难，可真要将幼女投入牢狱，御史台的唾沫星子也能将他们淹没 —— 如此行径，于朝堂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并且，虽为年轻小娘子，却身为长辈，替外甥女告状反而更易引发关注，更能达到想要的直达天听的目的。

吴悦就替大姐做了决断：由她这个身为长辈的小姨出面控告。如此一来，大姐既能避开“救夫还是救女”的伦理困境，亦可堵住旁人非议之口。

当然这般筹算自然只能藏在心底，她心思可深沉着呢，岂会在公堂之上直言自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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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吴悦敛容正色道：“民女知晓律例，只是大姐夫此刻仍被囚禁私牢，外甥尚在襁褓。至于祖父朱叙，正如诉状所陈，竟欲将孙女许配出去认了这门亲事。然而此事形同自污，岂不是实朱家香料有疵，致使后宫子嗣夭折，此乃动摇国本之举！我等身为大宋子民，岂能见后宫有人图谋不轨，却置若罔闻，只为保全自身。就算依据‘容隐制度’，可以亲亲相隐，但是秘不奏闻，此乃失德。更何况迫害皇嗣乃威胁皇权之大罪，身为亲属，岂忍坐视朱家与宵小同谋包庇。大姐受‘告尊长’律条所限，一面忧心私牢中饱受折磨的丈夫，一面为幼女与谢家周旋殚精竭虑，已然卧病在床。民女这才不得已挺身而出，担此重责。此前曾研习《宋刑统》，深知此事事关重大，故携小外甥女叩阍鸣冤，恳请大人明察秋毫！”

言毕，吴悦就伏地而跪。朱涴妤见小姨如此，亦跟着跪下，学着叩首。

一提及“残害皇嗣”四字，吕瑞如便觉一阵头痛，这是能一直挂在嘴边说的吗？连忙抬手示意：“且起，且起，先至堂外候着。”

待她们两人退下，他即刻执起诉状往寻王砺。论职司，王砺身为左判官，专掌刑判要务；论官阶，其从五品官秩又比自己这六品高出一阶。官场行事，遇疑难则共议乃常理，他岂会独自担责？但是他也差人传孙推官、张推官前来，心想：今日这烂摊子，还须得拉上这两位同僚共商，谁也别想置身事外。待先议定章程，再一同禀明权知开封府杨大人不迟。

待这诉状到了王砺手中，这年纪轻轻便擢升为绯袍，被公认年少有为的左判官也面色倏地凝重。莫说他，便是左推官孙锡、右推官张雍，见了状中内容亦心惊不已。三人在开封府任职也算不少年了，这般棘手的案子还是头回遇见。原以为不过是在室女状告侵占田产、嫁妆的民事纠纷，就是这原告年仅八岁确实罕见，却未想状中所涉看似商业争斗、骗婚逼嫁，深究竟牵出禁中秘辛，更与皇嗣安危相关。此等干系重大之事，莫说他们，便是上官亦未必敢轻易接手。